《我的后半生》：老龄化议题的温情讲述
更新时间：2025/5/14 10:11:37 来源：新华社
娱乐频道
【视听观察】
电视剧《我的后半生》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编，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晚年情感波折为主线，用诙谐犀利的笔触勾勒出都市老年群体的生存境遇。该剧登陆央视八套后引发大众热议，以跨越媒介的艺术对话印证优质文学IP影视化的可能性，也展现出文艺创作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的创新可能。
原著带着锋芒的讽刺与黑色幽默叙事，赋予作品厚重的思想分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与读者共情的藩篱。因此，电视剧在尊重原著文学底色的基础上，将大量心理独白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群像戏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产生奇妙共振。这种“接地气”的改编并未削弱思想深度，反而让不同代际观众都找到了共鸣点。
《我的后半生》讲述退休教授沈卓然的四次“黄昏恋”历程，通过“老年相亲”“房产纠纷”等矛盾，探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个体幸福与家庭伦理的困惑；同时以“情感争议”“遗体捐献”等情节，创造出一种既具有现实底色又不失强烈戏剧性的风格化叙事策略。沈卓然与护士长连亦怜的结合，折射出老年婚恋的功利化困境，当女方提出房产过户以换取有病儿子的生活保障时，沈卓然作为传统文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遭遇现实一击；沈卓然与天文学家聂娟娟的柏拉图之恋，展现了老年群体对精神共鸣的渴望及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而老苟身后将房产留给年轻的妻子、老丁阿尔茨海默病引发身份认知障碍等辅线叙事，则将老年婚恋议题置于代际伦理重构及认知衰退焦虑等多重社会坐标中，拓展了老年情感生活的讨论维度。
《我的后半生》亦通过塑造刘丽娜、连亦怜、聂娟娟等群像，观察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生存状况。剧中既呈现了传统婚恋观对女性的束缚，也刻画了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选择，更揭示了老年婚恋市场中情感需求与功利考量并存的复杂现实。这些叙事线索生动诠释了现代女性在物质独立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彷徨与抉择，呈现了女性形象从“性别符号”到“独立主体”的身份转变轨迹。
电视剧通过紧凑而富有层次的情节设计，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连亦怜一角，相较于原著中“精于算计”的物质女形象，剧集更多地展现了她的隐忍、大度与贤惠，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这样的塑造让观众跳出了简单的道德评判视角，更能体谅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不容易。同时，电视剧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呈现带有特殊性的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例如儿媳刘丽娜这一角色，电视剧反复再现她奔波于学校与菜场之间、身兼数职还要操持家庭的细节，让观众了解当代女性为家庭的巨大付出以及家庭成员对其付出的习惯性忽视。
近年来，“大女主”叙事的演变呈现出两种典型范式：一种是通过苦难叙事控诉性别不公，另一种则以“爽感”叙事宣告女性主体的胜利。这两种创作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女性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而《我的后半生》尝试打破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兼容的方式探讨女性成长的道路。连亦怜为患病儿子委曲求全，却在物质索取中丧失了追求真爱的机会；天文学家聂娟娟追求精神共鸣却困于病痛，最终主动退场；原工会干部吕原以道德完美主义绑架亲情，反遭女儿控诉。这些女性角色塑造不追求完美人设，而是以各自的生命困惑与成长轨迹吸引观众。
总之，《我的后半生》直面老年晚景生活的真实面貌，既展示身体机能衰退的现实，也表现他们炽热的情感需求，更不回避生死命题的沉重。创作者用轻松诙谐的叙事手法，将养老困境、代际关系等严肃话题转化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片段，让关于暮年尊严、生命价值等问题的思考自然流淌，传达出积极、豁达、正面、向上的价值理念。
（作者：刘名扬，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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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我的后半生》由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奇葩奇葩处处哀》改编，以退休教授沈卓然的晚年情感波折为主线，用诙谐犀利的笔触勾勒出都市老年群体的生存境遇。该剧登陆央视八套后引发大众热议，以跨越媒介的艺术对话印证优质文学IP影视化的可能性，也展现出文艺创作回应社会热点问题的创新可能。
原著带着锋芒的讽刺与黑色幽默叙事，赋予作品厚重的思想分量，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与读者共情的藩篱。因此，电视剧在尊重原著文学底色的基础上，将大量心理独白转化为生动鲜活的群像戏码，让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市井百姓的家长里短产生奇妙共振。这种“接地气”的改编并未削弱思想深度，反而让不同代际观众都找到了共鸣点。
《我的后半生》讲述退休教授沈卓然的四次“黄昏恋”历程，通过“老年相亲”“房产纠纷”等矛盾，探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个体幸福与家庭伦理的困惑；同时以“情感争议”“遗体捐献”等情节，创造出一种既具有现实底色又不失强烈戏剧性的风格化叙事策略。沈卓然与护士长连亦怜的结合，折射出老年婚恋的功利化困境，当女方提出房产过户以换取有病儿子的生活保障时，沈卓然作为传统文人的理想主义价值观遭遇现实一击；沈卓然与天文学家聂娟娟的柏拉图之恋，展现了老年群体对精神共鸣的渴望及面对现实困境时的无奈。而老苟身后将房产留给年轻的妻子、老丁阿尔茨海默病引发身份认知障碍等辅线叙事，则将老年婚恋议题置于代际伦理重构及认知衰退焦虑等多重社会坐标中，拓展了老年情感生活的讨论维度。
《我的后半生》亦通过塑造刘丽娜、连亦怜、聂娟娟等群像，观察女性尤其是老年女性的生存状况。剧中既呈现了传统婚恋观对女性的束缚，也刻画了女性在职场与家庭之间的选择，更揭示了老年婚恋市场中情感需求与功利考量并存的复杂现实。这些叙事线索生动诠释了现代女性在物质独立与精神自由之间的彷徨与抉择，呈现了女性形象从“性别符号”到“独立主体”的身份转变轨迹。
电视剧通过紧凑而富有层次的情节设计，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例如连亦怜一角，相较于原著中“精于算计”的物质女形象，剧集更多地展现了她的隐忍、大度与贤惠，以及面对生活困境时的无奈与挣扎。这样的塑造让观众跳出了简单的道德评判视角，更能体谅她作为一个母亲的不容易。同时，电视剧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呈现带有特殊性的细节，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突出。例如儿媳刘丽娜这一角色，电视剧反复再现她奔波于学校与菜场之间、身兼数职还要操持家庭的细节，让观众了解当代女性为家庭的巨大付出以及家庭成员对其付出的习惯性忽视。
近年来，“大女主”叙事的演变呈现出两种典型范式：一种是通过苦难叙事控诉性别不公，另一种则以“爽感”叙事宣告女性主体的胜利。这两种创作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弱化了女性形象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而《我的后半生》尝试打破二元对立，以一种更兼容的方式探讨女性成长的道路。连亦怜为患病儿子委曲求全，却在物质索取中丧失了追求真爱的机会；天文学家聂娟娟追求精神共鸣却困于病痛，最终主动退场；原工会干部吕原以道德完美主义绑架亲情，反遭女儿控诉。这些女性角色塑造不追求完美人设，而是以各自的生命困惑与成长轨迹吸引观众。
总之，《我的后半生》直面老年晚景生活的真实面貌，既展示身体机能衰退的现实，也表现他们炽热的情感需求，更不回避生死命题的沉重。创作者用轻松诙谐的叙事手法，将养老困境、代际关系等严肃话题转化为充满烟火气的日常片段，让关于暮年尊严、生命价值等问题的思考自然流淌，传达出积极、豁达、正面、向上的价值理念。
（作者：刘名扬，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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