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李可亭：应天书院为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更新时间：2025/4/25 19:28:21 来源：大象新闻
时政要闻
中新社河南商丘4月24日电 题：应天书院为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专访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
作者 王宇
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源于后晋，兴于北宋，与当时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书院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应天书院为何居于“四大书院”之首，又为何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李可亭：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始于唐代，有官府与个人两个源头，官办书院的源头是丽正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期虞城人杨悫(què)在宋州(州治在今商丘)创办的睢阳学舍，这是中国古代书院萌芽破土阶段。《宋史》称杨悫“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一心一意办教育，其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精神受到后人尊重。后杨悫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筑室聚徒，修葺学舍，将睢阳学舍发扬光大，被称为“睢阳先生”。
从睢阳学舍到应天书院，应天府民曹诚功不可没。其捐资助学，以睢阳学舍为基，建校舍150间，聚书1500卷。为嘉许曹诚义举，公元1009年，宋真宗赐“应天府书院”之名，并令人书写匾额，这是应天书院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改名应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都城开封陪都。故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南都书院，范仲淹所著《南京书院题名记》中的书院便是应天书院。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应天府府学。八年后又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应天书院毁于战火。其后屡建屡废，不断更名。元朝初年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明朝中叶，黄河决口，睢阳城没于水下，应天书院随之被毁。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蔡叆将位于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学改建成应天书院。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归德知府郑三俊在府城东门内建范文正公讲院，效法范仲淹精神，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
后应天书院又经多次重修废弃，最终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背景下，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建为归德府中学堂。应天书院历史画上句号，也标志着中国书院制的终结。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为何能升级为北宋时期的国子监？
李可亭：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73所为北宋书院，317所为南宋书院，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统称为宋代书院。
在宋代，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闻名于世。从位置上看，只有应天书院处于闹市，另三所均在山中。应天书院晋升为府学、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是书院中唯一。
晋升为府学后，应天书院作为官办书院，与北宋朝廷紧密相连，其主讲、助教、说书、讲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还划拨学田以资支持，并时有恩赐，增加进士录取配额。此等殊荣，源于商丘作为赵宋龙兴之地的特殊地位，其它书院难以比肩。
其次，应天书院办学模式被广泛借鉴。范仲淹仕途所至，皆致力于兴学，循应天书院模式建立书院，正如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述“天下庠序，规此而兴”，应天书院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办学样板。
第三，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忧后乐思想得益于其在应天书院学习、执教经历。“先忧后乐”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何以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
李可亭：应天书院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据《宋史·戚同文传》载：睢阳学舍到戚同文时期，“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说，应天书院题匾后，声名大噪。
作为北宋时期人才培养高地，应天书院具有独特的教育模式与理念。
首先，应天书院具有为国育人、心系天下的情怀。北宋文学家晏殊担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间“乃大兴学”，十分重视教育。他聘请范仲淹掌应天书院，以教诸生。晏殊倾力办学，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学校废弛的局面。范仲淹掌院后志向更为高远，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因材施教，革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助力学生孙复、朱从道等成为北宋著名学者。
其次，应天书院具有献身教育、不求闻达的精神。睢阳学舍的创立者杨悫，不为名利所动，毅然决定“不仕”，全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学生戚同文，秉承师志，专心教育，展现了高尚的教育情怀。
再者，应天书院具有修身养德、改革创新的学风。范仲淹在掌院期间，撰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强调慎重选拔与培养人才，通过敦实教育确保国家代代不乏英才，展现了为国育才的坚定信念与改革创新的勇气。
应天书院还具有有教无类、奖掖后学的胸襟。当其他书院还停留在藏书、讲学、祭祀等原有书院规制时，应天书院已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不仅讲经，而且讲文。在办学方式与方法上，提倡自主学习、讲学结合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股肱之材、廊庙之器。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对中外书院及教育发展有哪些影响？
李可亭：应天书院文脉千年，精神富矿涵养天下，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商丘为例，在应天书院精神和办学模式影响下，商丘书院迭兴，商丘古城的文正书院、永城的太丘书院、睢县的洛学书院、柘城的朱阳书院等，都有较大影响。而从应天书院开始，北宋的理学中心逐渐东移，至清代，商丘成为理学的中心地区。
目前，商丘师范学院继承应天书院文脉，不仅成立了“应天书院研究中心”，创办了“应天国学堂”，而且办有归德书院，取得了众多育人成果。
应天书院影响力还远播海外。中国的书院制度被引入海外后与当地文化交融共生。自古以来，朝鲜、日本、南洋等地均推崇并发展了书院制度，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然而，应天书院历经沧桑，地址频繁更迭，功能建筑难以完备，珍贵文献资料亦大量散佚。相较于其他三所书院，关于应天书院的研究成果与出版专辑较为匮乏。因此，完善应天书院的各项功能建筑，系统整理其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十分必要。
应天书院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传承之所，也是国学传承的重要场地。以开放的心态发展书院，提高文化软实力，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李可亭，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商丘市国学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河南省师德标兵，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丘地方历史文化，承担教育部和河南省社科研究课题12项，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历史文化随笔300多篇，出版《商丘通史》《商丘历史文化十六讲》等学术著作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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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河南商丘4月24日电 题：应天书院为何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精神高地？
——专访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
作者 王宇
位于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源于后晋，兴于北宋，与当时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并称北宋“四大书院”，成就了范仲淹等一批名臣文士。书院制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典型，应天书院为何居于“四大书院”之首，又为何被称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近日，河南省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可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李可亭：中国教育的书院制始于唐代，有官府与个人两个源头，官办书院的源头是丽正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期虞城人杨悫(què)在宋州(州治在今商丘)创办的睢阳学舍，这是中国古代书院萌芽破土阶段。《宋史》称杨悫“力学勤志，不求闻达”，一心一意办教育，其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精神受到后人尊重。后杨悫学生戚同文继承师业，筑室聚徒，修葺学舍，将睢阳学舍发扬光大，被称为“睢阳先生”。
从睢阳学舍到应天书院，应天府民曹诚功不可没。其捐资助学，以睢阳学舍为基，建校舍150间，聚书1500卷。为嘉许曹诚义举，公元1009年，宋真宗赐“应天府书院”之名，并令人书写匾额，这是应天书院历史发展的关键节点。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改名应天府。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成为都城开封陪都。故应天书院又称南京书院、南都书院，范仲淹所著《南京书院题名记》中的书院便是应天书院。
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应天府书院改为应天府府学。八年后又升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同时也是中国古代书院中唯一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
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应天书院毁于战火。其后屡建屡废，不断更名。元朝初年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明朝中叶，黄河决口，睢阳城没于水下，应天书院随之被毁。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河南巡按监察御史蔡叆将位于商丘城西北隅的社学改建成应天书院。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归德知府郑三俊在府城东门内建范文正公讲院，效法范仲淹精神，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
后应天书院又经多次重修废弃，最终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背景下，于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改建为归德府中学堂。应天书院历史画上句号，也标志着中国书院制的终结。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为何能升级为北宋时期的国子监？
李可亭：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73所为北宋书院，317所为南宋书院，125所因史料不完整而统称为宋代书院。
在宋代，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闻名于世。从位置上看，只有应天书院处于闹市，另三所均在山中。应天书院晋升为府学、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是书院中唯一。
晋升为府学后，应天书院作为官办书院，与北宋朝廷紧密相连，其主讲、助教、说书、讲授官皆由朝廷任命。官府还划拨学田以资支持，并时有恩赐，增加进士录取配额。此等殊荣，源于商丘作为赵宋龙兴之地的特殊地位，其它书院难以比肩。
其次，应天书院办学模式被广泛借鉴。范仲淹仕途所至，皆致力于兴学，循应天书院模式建立书院，正如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所述“天下庠序，规此而兴”，应天书院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办学样板。
第三，范仲淹的改革思想、教育思想、先忧后乐思想得益于其在应天书院学习、执教经历。“先忧后乐”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何以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神高地？
李可亭：应天书院培养了众多杰出人才，据《宋史·戚同文传》载：睢阳学舍到戚同文时期，“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范仲淹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说，应天书院题匾后，声名大噪。
作为北宋时期人才培养高地，应天书院具有独特的教育模式与理念。
首先，应天书院具有为国育人、心系天下的情怀。北宋文学家晏殊担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期间“乃大兴学”，十分重视教育。他聘请范仲淹掌应天书院，以教诸生。晏殊倾力办学，改变了唐末五代以来学校废弛的局面。范仲淹掌院后志向更为高远，要“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他因材施教，革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助力学生孙复、朱从道等成为北宋著名学者。
其次，应天书院具有献身教育、不求闻达的精神。睢阳学舍的创立者杨悫，不为名利所动，毅然决定“不仕”，全心投入教育事业。其学生戚同文，秉承师志，专心教育，展现了高尚的教育情怀。
再者，应天书院具有修身养德、改革创新的学风。范仲淹在掌院期间，撰写了著名的《上执政书》，明确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大主张。其中，“重名器”强调慎重选拔与培养人才，通过敦实教育确保国家代代不乏英才，展现了为国育才的坚定信念与改革创新的勇气。
应天书院还具有有教无类、奖掖后学的胸襟。当其他书院还停留在藏书、讲学、祭祀等原有书院规制时，应天书院已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不仅讲经，而且讲文。在办学方式与方法上，提倡自主学习、讲学结合模式，为国家培养了大量股肱之材、廊庙之器。
中新社记者：应天书院对中外书院及教育发展有哪些影响？
李可亭：应天书院文脉千年，精神富矿涵养天下，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以商丘为例，在应天书院精神和办学模式影响下，商丘书院迭兴，商丘古城的文正书院、永城的太丘书院、睢县的洛学书院、柘城的朱阳书院等，都有较大影响。而从应天书院开始，北宋的理学中心逐渐东移，至清代，商丘成为理学的中心地区。
目前，商丘师范学院继承应天书院文脉，不仅成立了“应天书院研究中心”，创办了“应天国学堂”，而且办有归德书院，取得了众多育人成果。
应天书院影响力还远播海外。中国的书院制度被引入海外后与当地文化交融共生。自古以来，朝鲜、日本、南洋等地均推崇并发展了书院制度，这一趋势延续至今。
然而，应天书院历经沧桑，地址频繁更迭，功能建筑难以完备，珍贵文献资料亦大量散佚。相较于其他三所书院，关于应天书院的研究成果与出版专辑较为匮乏。因此，完善应天书院的各项功能建筑，系统整理其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并出版相关著作十分必要。
应天书院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传承之所，也是国学传承的重要场地。以开放的心态发展书院，提高文化软实力，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完)
受访者简介：
李可亭，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原院长，二级教授，商丘市国学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范仲淹研究会常务理事兼教育委员会主任。获评全国模范教师，河南省师德标兵，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和商丘地方历史文化，承担教育部和河南省社科研究课题12项，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历史文化随笔300多篇，出版《商丘通史》《商丘历史文化十六讲》等学术著作9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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