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生育率已降到1.4水平具备改变政策条件
更新时间：2013-11-8 9:18:56 来源：经济参考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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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户籍创造人口新红利
———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立竿见影释放制度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他同时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经济参考报》：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很多人把“人口红利”的影响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您的研究结论是什么样的？
蔡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即正面或负面关系的证据都存在。然而，当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研究发现，在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即15至59岁之间的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出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人口红利。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如何观察？
蔡昉：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占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第三，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析发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经济增长减速也就在情理之中。
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过去两年都是绝对减少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也开始提高，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消失。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平均是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按照我们的测算，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经济参考报》：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劳动力减少已成定局，那这一块缺失靠什么弥补？
蔡昉：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在哪里。经济增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抚养比的下降、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抚养比的下降。
转折点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会自然下降，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将变成零，抚养比的贡献会先下降，直到零甚至为负。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要素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会很自然地不断下降。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经济参考报》：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吗？很多发达国家采用这种办法，您觉得在我国适用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蔡昉：未来人们将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里，20岁之前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上学，这一部分人群不属于就业。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是把退休年龄后延，我国也可以借鉴此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现在20岁左右的群体，59岁退休年龄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企业缺工，也不会需要这些大龄劳动力，因此人为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这部分群体失业。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我国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稳定并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经济参考报》：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继续执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必要吗？在您看来，政策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蔡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出现了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但是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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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户籍创造人口新红利
——— 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源泉，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政府可通过改革户籍制度，立竿见影释放制度红利，提高潜在增长率。他同时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
《经济参考报》：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造就了一个世界“奇迹”。很多人把“人口红利”的影响看作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您的研究结论是什么样的？
蔡昉：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明显的突破。此前，这个领域的研究长期集中在观察人口规模或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并不确定，即正面或负面关系的证据都存在。然而，当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观察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之后，人们发现，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比重不断提高这样一种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和储蓄率的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额外的源泉，即人口红利。研究发现，在2010年以前我国劳动人口(即15至59岁之间的人口)一直持续增加，人口抚养比(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不断下降，劳动力供给充足，人口负担较轻，经济增长的剩余不断积累，出现了高储蓄率、高经济增长率，也就是人口红利。
《经济参考报》：人口红利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应该如何观察？
蔡昉：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之中，资本的贡献最大，占70%。资本积累虽然体现为物质资本的积累，但也与人口因素密切相关。首先，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为高储蓄、高积累、高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其次，由于劳动力供应充足，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规律的出现，资本投入不断得到回报，经济也才能不断高速发展；第三，劳动力数量、人力资本、抚养比，以及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都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析发现，我国整体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的作用，而现今我国人口结构和变化趋势都发生了改变，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也将相应改变。经济增长减速也就在情理之中。
随着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过去两年都是绝对减少的趋势，人口抚养比也开始提高，标志着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消失。劳动型人口数绝对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率显然是负的。投资的增长速度过去平均是16%，未来不可能保持这么高。按照我们的测算，未来平均增长速度是13%，期间还是递减的。投资下降，劳动力负增长，假设生产率的变化与过去保持一个趋势，那么，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
《经济参考报》：就是说，劳动力的供给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一个重要变量，而劳动力减少已成定局，那这一块缺失靠什么弥补？
蔡昉：我们首先需要分析中国未来的增长源泉在哪里。经济增长来自以下几个方面：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长、人力资本的提高、抚养比的下降、资源配置的改进和技术进步。过去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的积累、劳动力的增加和抚养比的下降。
转折点之后，资本积累的贡献会自然下降，劳动力增长的贡献将变成零，抚养比的贡献会先下降，直到零甚至为负。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依靠人力资本、资源配置和技术进步。所有这些要素都只能通过改革才能获得。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会很自然地不断下降。我们不希望用拉动需求的办法去刺激增长，人为地将增长率拉到潜在增长率以上；但是可以并且应当提高潜在增长率。虽然目前劳动力的供给呈现负增长，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增加劳动供给。我们曾模拟过，如果在2011-2020年期间劳动参与率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么这期间潜在增长率每年可以提高0.88个百分点。
《经济参考报》：提高劳动参与率？延迟退休吗？很多发达国家采用这种办法，您觉得在我国适用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蔡昉：未来人们将会接受越来越多的教育，因此在劳动年龄人口里，20岁之前的人们会越来越多地倾向于上学，这一部分人群不属于就业。西方国家普遍应用的是把退休年龄后延，我国也可以借鉴此法。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最好的是现在20岁左右的群体，59岁退休年龄的人群其受教育程度很低。即使企业缺工，也不会需要这些大龄劳动力，因此人为延长退休年龄只会造成这部分群体失业。
目前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比较低。我国53%的城市化率中有1.6亿的农民工，但这些农民工并不能拥有与城市人一样的基本社会保障，也没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因此就难以形成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一石三鸟”，立竿见影。
首先，稳定并增加了劳动力供给，劳动生产率就有了提高。第二，吸纳的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过去已经呈现了这样的趋势，但因为待遇的差别与工资需求，转移的动力不足了。如果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这项公共政策，替代工资拉动效益，让农村劳动力继续转移出来，创造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第三，农民工转移更充分，就业增长就更快。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可以大幅提高消费需求，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
《经济参考报》：问您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背景下，继续执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有必要吗？在您看来，政策应该做出哪些调整？调整的难点在哪里？
蔡昉：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之后快速下降，目前已经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大陆人口转变的轨迹，与中国台湾地区和许多邻国是一样的，可见不是计划生育一项政策促成的，而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中国到了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出现了社会老龄化等问题，其实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即使改变了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了生育限制，也改变不了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放开生育限制之后，中国也不会在生育率上有特别显著的提高。但是我赞成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调整。原因在于计划生育政策是1980年开始实行的，当时说30年后情况发生变化可以采用别的方式或者政策。“情况发生变化”就是指生育率下降，现在中国生育率下降到1.4的水平，已经具备了改变政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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