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调查研究
□杨继红
□杨继红
更新时间：2022-3-25 16:54:15 来源：焦作日报
新闻专题制作
新华社曾播发了两篇文章《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之所以“没有辜负”，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并坚定不移地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而在救国、兴国、强国的百年奋斗过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开辟出决定命运的伟大道路，之所以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对于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比，看得会更清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应该说，这条道路是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首先要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工人聚焦到农民，但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并存在错误倾向。毛泽东经过韶山调查、广州农讲所调查，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后，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以及革命的动力问题，为我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秋收起义后，通过“水口”调研，毛泽东下决心带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实践上率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又通过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赣南、闽西社会调查，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同时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明确说明，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当我们以时间为序，把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每次调研之后产生的成果这两条线索理清之后，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摆在我们面前：“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主观设计的，而是在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孕育成熟的。
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特殊意义在于，为清晰回答中国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课题提供了认识基础。这些社会调查，就像是插在寻路征程上的一个个路标，路标连起来就是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明之路。
与此相对比的，是一条脱离中国国情、机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道路。特别是临时中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之后，推行一系列“左”的政策，严重影响了群众革命积极性和红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对此，1933年11月，毛泽东作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了解了当时苏区乡村人口和经济的真实状况，清楚认识到苏区面临的严重问题。调查后不久，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解决问题和纠正错误的建议，但此时的毛泽东正遭受着最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他的正确主张自然得不到落实，中国革命因此遭受了严重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从初期照搬苏联模式的无奈和不满意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党一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5年底至1956年春，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向34个部委领导作调查，写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许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意义的思想观点，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后来由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61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对于这个时期犯错误的深层原因，毛泽东认为，是由于主观主义、缺乏调查研究造成的。因此，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在他的号召下，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习近平在《谈谈调查研究》讲话中明确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百年历程，中国之所以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党立足国情探索并坚持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未来我们党要继续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中国不会辜负社会主义的答卷，就依然要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立足国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就像是一位智慧老人，他始终站在我们奋进道路的前方，用他的饱经沧桑给我们警示。读懂了他，中国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自信。
（作者单位：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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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曾播发了两篇文章《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和共鸣。之所以“没有辜负”，是因为我们党领导人民探索并坚定不移地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而在救国、兴国、强国的百年奋斗过程中，我们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开辟出决定命运的伟大道路，之所以能够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和发展业已证明是正确的道路，一个重要法宝，就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对于这一点，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比，看得会更清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引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应该说，这条道路是独特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创造。
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首先要把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农村，从工人聚焦到农民，但当时党内对这个问题缺乏认识并存在错误倾向。毛泽东经过韶山调查、广州农讲所调查，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后，从理论上解决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以及革命的动力问题，为我党选择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秋收起义后，通过“水口”调研，毛泽东下决心带队伍上了井冈山，在实践上率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又通过以寻乌调查为代表的一系列赣南、闽西社会调查，创造性地解决了为坚持和发展农村根据地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同时从理论上逐步对中国革命的道路作出明确说明，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
当我们以时间为序，把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调查研究和每次调研之后产生的成果这两条线索理清之后，一个清晰的结论就摆在我们面前：“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主观设计的，而是在调查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孕育成熟的。
毛泽东所做的调查研究，特殊意义在于，为清晰回答中国革命“是什么”和“怎么走”这两个事关道路的重大课题提供了认识基础。这些社会调查，就像是插在寻路征程上的一个个路标，路标连起来就是一条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光明之路。
与此相对比的，是一条脱离中国国情、机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道路。特别是临时中央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之后，推行一系列“左”的政策，严重影响了群众革命积极性和红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对此，1933年11月，毛泽东作了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了解了当时苏区乡村人口和经济的真实状况，清楚认识到苏区面临的严重问题。调查后不久，他就向中央提出了解决问题和纠正错误的建议，但此时的毛泽东正遭受着最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他的正确主张自然得不到落实，中国革命因此遭受了严重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从初期照搬苏联模式的无奈和不满意到“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我党一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1955年底至1956年春，为准备中共八大的召开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用了一个半月时间向34个部委领导作调查，写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许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意义的思想观点，标志着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但后来由于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1961年，国民经济遭受严重困难，对于这个时期犯错误的深层原因，毛泽东认为，是由于主观主义、缺乏调查研究造成的。因此，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实事求是年”。在他的号召下，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搞调查，对于摸清经济社会各方面实情、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调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
由此可见，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习近平在《谈谈调查研究》讲话中明确指出：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全党从上到下重视并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党的工作决策和指导方针符合客观实际，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而忽视调查研究或者调查研究不够，往往导致主观认识脱离客观实际、领导意志脱离群众愿望，从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党的事业蒙受损失。
百年历程，中国之所以没有辜负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党立足国情探索并坚持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未来我们党要继续向历史和人民交出中国不会辜负社会主义的答卷，就依然要弘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立足国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就像是一位智慧老人，他始终站在我们奋进道路的前方，用他的饱经沧桑给我们警示。读懂了他，中国道路必将越走越顺畅，越走越自信。
（作者单位：中共焦作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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