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甫成：令人景仰的抗日英雄
□吉怀儒
□吉怀儒
更新时间：2025/6/6 16:39:39 来源：焦作晚报
经典山阳
刘甫成。（图片由吉怀儒提供）
刘甫成，1910年生，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人，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柏山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1月，任中共博爱县柏山区分委书记；1940年4月，任中共修博县工委委员兼柏山村党支部书记，1941年5月到太岳区工作；1944年3月重返博爱县，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壮歌。
忠心赤胆干革命
1938年2月20日，日寇侵占博爱，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博爱人民，刘甫成以抗日为己任，领导柏山党支部和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建立武装。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1938年春，刘甫成积极协助刘聚奎（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村里办起“武学堂”，并建立柏山游击队（后称太南6支队，编入道清支队）。为解决武器和弹药，刘甫成走亲访友，组织党员和穷哥们四处筹集。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推着小车，两边放竹篓，把筹集到的枪支放在竹篓下边，上边躺着“病人”，混过敌人岗哨，有时把枪支弹药埋在粪筐里挑回来。
雪中送炭。1938年12月4日，“许河事件”发生当天，刘甫成一早到修武中心县委汇报情况。途经中围、百业村时，他听到激烈的枪声，到中心县委才知道发生了“许河事件”。返回途中，他放弃走后山的安全小道，而是走前山的大路。看了“许河事件”的现场后，他对游击队的处境更为担心，心急如焚。返家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平日筹集到的子弹与4箱手榴弹，星夜送往修武大东村游击队驻地。
智取情报。1939年夏，党组织指示刘甫成去博爱取一份重要情报，但岗哨盘查十分严格，加上天热衣单，把情报带出城困难很大。他急中生智，转身到药铺买了一贴膏药，把情报用膏药贴在脸上，捂着脸从岗哨的眼皮下出了清化城。
消灭日寇。1939年的一天，刘甫成推车在路上，突见前面尘土飞扬，隐约传来马蹄声。他警惕地把车停在路旁的树荫下，手扶顶棍装着歇息的样子，盯着前方。马蹄声越来越近，迎面而来的是日军几辆拉东西的马车。除第一辆车上坐着赶车的日军外，后边车上的日军驭手都半醒半睡地躺着，车距较远。刘甫成看到眼前的日军，恨之入骨，一个大胆的杀敌计划油然而生。待最后一辆马车来到跟前时，他猛地举起手中的顶棍，狠狠地照那个日寇驭手的头上打去……当敌人发现这个鬼子死亡时，刘甫成早已无影无踪。
建立县委大本营
1938年9月，上级党组织派张璋（解放后任中央人事部二局副局长）等人到博爱县开辟工作。他先与刘甫成联系。来了上级领导，刘甫成工作更积极了，终日为革命东奔西忙，先后帮张璋建立起3个抗日据点。在柏山村党支部原有七八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并组织党员分头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但因该村地处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复杂，虽消息灵通，但不易立足。
刘甫成帮助张璋搬到魏庄蒋秀大娘（刘甫成的亲戚）家里。魏庄在距柏山村2公里处的山凹里，仅有十来户人家，十分隐蔽。刘甫成介绍苦大仇深的蒋秀入了党，她家的后院就成了革命的联络站。一段时间后，刘甫成感到魏庄虽隐蔽，但不利于开展工作。为此，刘甫成又让张璋住到黄塘村王登明家的小石楼上。在张璋的领导下，刘甫成等先在黄塘和大登村建立了党小组，尔后又到铁路南上期城、下期城和花园村发展组织。在近3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发展70多名党员，建立6个党支部和5个党小组，并于1939年1月成立中共博爱县工委，张璋任书记；下设3个区分委，刘甫成任柏山区分委书记。在县工委领导下，他积极动员党员群众40多人参加抗日游击队。
1940年初，上级党组织派张高峰（解放后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到博爱工作，建立中共修博工委，张高峰任书记。为隐蔽身份，根据当时柏山村有请外地教书先生的习惯，刘甫成让张高峰在村里教书。因职业所限，张高峰不便外出，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都落在刘甫成的肩上。他凭着对敌情、社情的熟悉和对人民的忠诚，跋山涉水，先后与魏庄、黄塘、狄林、上期城、水运、小底等10多个党支部和村里的党员取得联系，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全县党组织的活动。
为便于开展工作，不暴露身份，还能挣钱谋生，刘甫成以请压香老师的名义，让张高峰从事压香工作，住在魏庄蒋大娘家里。
生死关头救战友
1941年5月的一天，在中共修博工委机关驻地蒋大娘家的后院，刘甫成和张高峰、党员吴太贵边压香边研究工作，十几名便衣特务突然闯进大门。当时，蒋大娘手拿针线活在前院放哨，11岁的女儿桂英在院中玩耍。敌人进门就问：“大个老张在不在？”蒋大娘一边大声回答“大个老张早走了”，一边向南屋走去，有意把敌人引过去。
这时，机警的小桂英急忙向后院跑去。见到张高峰，她神色紧张地边指前院边说：“叔叔，前面来好多人要抓你。”张高峰一听，放下活计，拉住刘甫成便向后院跑。到后墙跟时，张高峰低声说：“快！一齐跳墙走！”“不！一齐走谁也走不了……你快走，我顶着！”刘甫成边说边把张高峰推上墙头，又转身向前院走去，刚拐过墙角便见敌人推倒蒋大娘向后院涌来。刘甫成为掩护张高峰安全脱险，大声喝道：“我是刘甫成，你们想干啥？”敌人一见刘甫成，说：“姓张的走了，抓个姓刘的也行。”刘甫成不幸被捕。
在宪兵队，日寇想从刘甫成身上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对他严刑拷打，几次打昏又用凉水浇醒。刘甫成坚贞不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见硬的不行，改用封官许愿，遭到拒绝。狡猾的敌人妄想放长线钓大鱼，允许刘甫成在城内活动，暗中派人盯梢。党组织为了营救刘甫成，通过关系让他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伺机逃跑。后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甫成逃出了虎口。
刘甫成暴露身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上太行山。他执意不肯，表示要和博爱县党组织及父老乡亲共命运，誓与敌寇斗争到底。经再三说服，他带家属到太岳区工作。
抗日英雄万人颂
1944年，抗战形势日趋好转，中共党组织在博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组织决定让刘甫成重返博爱县工作。在博爱县小底村，他见到了沁博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郭工丞，解放后任河南省鹤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当时，县政府有一紧急情报需送往柏山村，因找不到合适人选，郭工丞十分焦急。当刘甫成得知情况后，便再三要求执行这个任务。郭工丞考虑一路辛苦，还未见张高峰，执意不肯。最后，刘甫成请求：“我几年没有为博爱人民和党组织工作了，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人地两熟，一定能完成！”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因任务紧急，郭工丞只好同意。
刘甫成接受任务后，不顾一天的疲劳，当夜即把情报送到柏山村，顺利完成任务。次日清晨，当他准备返回小底村时，在村头碰到同村的刘王姣（之前有联系）。刘王姣告诉他：“我正要找您，有个重要事情。城内有1连伪军想投靠咱们，今天就要来联系，你看咋办？”当时，他不知刘王姣已叛变投敌，加之争取敌军反正心切，便对刘王姣说：“我在药铺等他们，来了就谈。”谁知道，一等再等，不见人来。12时过了，他预感到情况有变，正要离开时，刘王姣带20余名特务闯了进来。刘甫成被捕，在日寇宪兵队惨遭杀害。
为永远铭记刘甫成的英雄事迹，1960年7月，中共博爱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在柏山村南口建立刘甫成烈士纪念塔。2009年9月，刘甫成当选“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雄模范人物”；2016年7月，被“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表彰为“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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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甫成。（图片由吉怀儒提供）
刘甫成，1910年生，博爱县柏山镇柏山村人，1937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柏山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1939年1月，任中共博爱县柏山区分委书记；1940年4月，任中共修博县工委委员兼柏山村党支部书记，1941年5月到太岳区工作；1944年3月重返博爱县，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用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壮歌。
忠心赤胆干革命
1938年2月20日，日寇侵占博爱，全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拯救博爱人民，刘甫成以抗日为己任，领导柏山党支部和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建立武装。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1938年春，刘甫成积极协助刘聚奎（解放后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在村里办起“武学堂”，并建立柏山游击队（后称太南6支队，编入道清支队）。为解决武器和弹药，刘甫成走亲访友，组织党员和穷哥们四处筹集。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推着小车，两边放竹篓，把筹集到的枪支放在竹篓下边，上边躺着“病人”，混过敌人岗哨，有时把枪支弹药埋在粪筐里挑回来。
雪中送炭。1938年12月4日，“许河事件”发生当天，刘甫成一早到修武中心县委汇报情况。途经中围、百业村时，他听到激烈的枪声，到中心县委才知道发生了“许河事件”。返回途中，他放弃走后山的安全小道，而是走前山的大路。看了“许河事件”的现场后，他对游击队的处境更为担心，心急如焚。返家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平日筹集到的子弹与4箱手榴弹，星夜送往修武大东村游击队驻地。
智取情报。1939年夏，党组织指示刘甫成去博爱取一份重要情报，但岗哨盘查十分严格，加上天热衣单，把情报带出城困难很大。他急中生智，转身到药铺买了一贴膏药，把情报用膏药贴在脸上，捂着脸从岗哨的眼皮下出了清化城。
消灭日寇。1939年的一天，刘甫成推车在路上，突见前面尘土飞扬，隐约传来马蹄声。他警惕地把车停在路旁的树荫下，手扶顶棍装着歇息的样子，盯着前方。马蹄声越来越近，迎面而来的是日军几辆拉东西的马车。除第一辆车上坐着赶车的日军外，后边车上的日军驭手都半醒半睡地躺着，车距较远。刘甫成看到眼前的日军，恨之入骨，一个大胆的杀敌计划油然而生。待最后一辆马车来到跟前时，他猛地举起手中的顶棍，狠狠地照那个日寇驭手的头上打去……当敌人发现这个鬼子死亡时，刘甫成早已无影无踪。
建立县委大本营
1938年9月，上级党组织派张璋（解放后任中央人事部二局副局长）等人到博爱县开辟工作。他先与刘甫成联系。来了上级领导，刘甫成工作更积极了，终日为革命东奔西忙，先后帮张璋建立起3个抗日据点。在柏山村党支部原有七八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了十几名党员，并组织党员分头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工作。但因该村地处交通要道，来往人员复杂，虽消息灵通，但不易立足。
刘甫成帮助张璋搬到魏庄蒋秀大娘（刘甫成的亲戚）家里。魏庄在距柏山村2公里处的山凹里，仅有十来户人家，十分隐蔽。刘甫成介绍苦大仇深的蒋秀入了党，她家的后院就成了革命的联络站。一段时间后，刘甫成感到魏庄虽隐蔽，但不利于开展工作。为此，刘甫成又让张璋住到黄塘村王登明家的小石楼上。在张璋的领导下，刘甫成等先在黄塘和大登村建立了党小组，尔后又到铁路南上期城、下期城和花园村发展组织。在近3个月时间里，他们先后发展70多名党员，建立6个党支部和5个党小组，并于1939年1月成立中共博爱县工委，张璋任书记；下设3个区分委，刘甫成任柏山区分委书记。在县工委领导下，他积极动员党员群众40多人参加抗日游击队。
1940年初，上级党组织派张高峰（解放后任天津市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到博爱工作，建立中共修博工委，张高峰任书记。为隐蔽身份，根据当时柏山村有请外地教书先生的习惯，刘甫成让张高峰在村里教书。因职业所限，张高峰不便外出，恢复党组织的工作都落在刘甫成的肩上。他凭着对敌情、社情的熟悉和对人民的忠诚，跋山涉水，先后与魏庄、黄塘、狄林、上期城、水运、小底等10多个党支部和村里的党员取得联系，在短时间内恢复了全县党组织的活动。
为便于开展工作，不暴露身份，还能挣钱谋生，刘甫成以请压香老师的名义，让张高峰从事压香工作，住在魏庄蒋大娘家里。
生死关头救战友
1941年5月的一天，在中共修博工委机关驻地蒋大娘家的后院，刘甫成和张高峰、党员吴太贵边压香边研究工作，十几名便衣特务突然闯进大门。当时，蒋大娘手拿针线活在前院放哨，11岁的女儿桂英在院中玩耍。敌人进门就问：“大个老张在不在？”蒋大娘一边大声回答“大个老张早走了”，一边向南屋走去，有意把敌人引过去。
这时，机警的小桂英急忙向后院跑去。见到张高峰，她神色紧张地边指前院边说：“叔叔，前面来好多人要抓你。”张高峰一听，放下活计，拉住刘甫成便向后院跑。到后墙跟时，张高峰低声说：“快！一齐跳墙走！”“不！一齐走谁也走不了……你快走，我顶着！”刘甫成边说边把张高峰推上墙头，又转身向前院走去，刚拐过墙角便见敌人推倒蒋大娘向后院涌来。刘甫成为掩护张高峰安全脱险，大声喝道：“我是刘甫成，你们想干啥？”敌人一见刘甫成，说：“姓张的走了，抓个姓刘的也行。”刘甫成不幸被捕。
在宪兵队，日寇想从刘甫成身上得到党组织的情况，对他严刑拷打，几次打昏又用凉水浇醒。刘甫成坚贞不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敌人见硬的不行，改用封官许愿，遭到拒绝。狡猾的敌人妄想放长线钓大鱼，允许刘甫成在城内活动，暗中派人盯梢。党组织为了营救刘甫成，通过关系让他稳住敌人，争取时间，伺机逃跑。后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刘甫成逃出了虎口。
刘甫成暴露身份后，组织上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上太行山。他执意不肯，表示要和博爱县党组织及父老乡亲共命运，誓与敌寇斗争到底。经再三说服，他带家属到太岳区工作。
抗日英雄万人颂
1944年，抗战形势日趋好转，中共党组织在博爱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党组织决定让刘甫成重返博爱县工作。在博爱县小底村，他见到了沁博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郭工丞，解放后任河南省鹤壁市副市长、政协副主席）。当时，县政府有一紧急情报需送往柏山村，因找不到合适人选，郭工丞十分焦急。当刘甫成得知情况后，便再三要求执行这个任务。郭工丞考虑一路辛苦，还未见张高峰，执意不肯。最后，刘甫成请求：“我几年没有为博爱人民和党组织工作了，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人地两熟，一定能完成！”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因任务紧急，郭工丞只好同意。
刘甫成接受任务后，不顾一天的疲劳，当夜即把情报送到柏山村，顺利完成任务。次日清晨，当他准备返回小底村时，在村头碰到同村的刘王姣（之前有联系）。刘王姣告诉他：“我正要找您，有个重要事情。城内有1连伪军想投靠咱们，今天就要来联系，你看咋办？”当时，他不知刘王姣已叛变投敌，加之争取敌军反正心切，便对刘王姣说：“我在药铺等他们，来了就谈。”谁知道，一等再等，不见人来。12时过了，他预感到情况有变，正要离开时，刘王姣带20余名特务闯了进来。刘甫成被捕，在日寇宪兵队惨遭杀害。
为永远铭记刘甫成的英雄事迹，1960年7月，中共博爱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在柏山村南口建立刘甫成烈士纪念塔。2009年9月，刘甫成当选“3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焦作英雄模范人物”；2016年7月，被“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评选活动组委会表彰为“时代丰碑”焦作英模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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